新聞調查十周年記者：您應該算在《新聞調查》堅守最長時間的人了，還是先談談怎么來到這個欄目吧? 張：每個人的人生在很關鍵的時候都會有一些交叉的路口，你在這個路口下車了，可能這個地方就會讓你停留很長一段時間。來《新聞調查》是96年1月份，此前我在《東方時空》已經做了三年。93年9月份我從云南來到北京，加盟《東方時空》。為什么來北京呢？是因為在云南那個時候我主要經歷致力于專題片和紀錄片，做編導、兼職做攝影。感覺在云南做了七年電視之后，覺得我對電視的理解也好，已經達到一個高度，再往前走就覺得有點迷茫，不知道該怎么走，所以當初來北京其實有一個比較直接的動因，就是想到北京廣播學院的一個研究生班來上學。然后就帶著我從事電視工作的積蓄五千塊錢來到北京，來后發現學費漲了，大概七千多才能讀下來，我學費不夠張：說起來我跟《東方時空》有一定的緣分，這個緣分在哪兒呢？93年大家知道是中國第一次申奧，5月1號那天云南搞了一個比較大的活動，就是有一個殘疾人騎自行車沿中國周邊繞一圈，叫做“走遍中華爭奧運”。5月1號從昆明廣場出發，吳亦凡與韓國SM娛樂鬧分手 因個人發展受限！經過滇藏公路、川藏公路到西藏，來自星星的你如何做表情社會化營銷，到青海、新疆烏魯木齊，到甘肅，寧夏銀川然后到東北這么一大圈，時間大概半年多，我在這個活動中承擔什么角色呢？我是總編導兼總攝像，就是要求我制作幾部殘疾人的環中華的紀錄片。當初我帶著兩部攝像機上路了，5月1號正是《東方時空》開播，我們大概走到了8月份走到北京。走到北京以后，《東方之子》采訪我們主角，騎自行車這個殘疾人，沒帶攝像，讓我當攝像，拍攝完了以后，也就是后來《實話實說》的制片人兼總導演喬艷琳，說我看你的身手不錯，跟我們一塊兒干吧，我聽了以后一楞，中央臺是誰想去都能去的？她說我們那兒特自由。當初一說腦子里留下一個印象。后來那個活動到北京以后，基本上重要的使命完成了，我們把全國各地收集來的申辦奧運的信件、禮物轉給北京奧申委，我退出了，退出時身體不太好，我在北京做檢查。正好經費也緊張了，我們把人裁到最少，最后剩下一輛車，一個攝像，一個制片跟著主角往南走。第二天就跑到中央電視臺東門口辦了登記，坐電梯到14樓，敲開1403房間見著了我的制片人時間，白白胖胖的，長的跟活佛似的，從頭到尾把我看了一眼，你叫張潔，小喬說你不錯，留下來試試，你做過什么？我說攝像、編導都能做。這樣吧，你明天去拍個片子，跟編導去。我說行，沒問題。隔了一會兒，穿一個很長衣服大大咧咧的小女孩兒走進來，誰是張潔？我說我是。你啊，明天拍片子幾點到什么地方，別忘了，我說行沒問題。這么著，就在《東方時空》開始了第一次實踐。那個節目是有關北京郊區縣委書記的，但由于他婉言謝絕沒拍成我是9月26號來的，當天正好是中秋節，然后整個《東方時空》有一個聯歡會，他們叫我一起參加了。那天白巖松主持晚會的時候說了一句話，說《東方時空》的節目之所以做得那么好，能夠那么火爆，由于這里聚集了一群全國各地的高智商的打工仔。我才知道，原來是這樣，他們這個地方對人才是敞開的。那時候我第一次看到《東方時空》一種文化或者是一種團隊精神。然后后來參加了這個《東方之子》的第一次研討，在國慶前。那個研討會上是特別開放，再好的節目也可以粉碎它，沒有任何權威。后來我覺得這個集體比較有意思，我在云南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對攝影對畫面的剪輯我認為有一定的造詣的，但是那個時候講究長鏡頭，我對長鏡頭的實踐上沒有琢磨那么多，那次看片子，看了幾個攝影，覺得很有意思，我覺得這個地方盡管是八分鐘的小欄目，但是可能還對我會有一定的創作的空間我報道那天，見到白巖松，影視視頻制作說你是云南來的？我說是，他說我云南還有一個同學呢。國慶以后第一趟跟白巖松出去了。當初我們的攝影師是江兵，還有羅芳華，三人一塊兒到江蘇浙江出了一趟差。一開始白巖松對我以為關系戶介紹來的，他老覺得有點對我不太感冒，但是那一趟我跟江兵住在一起聊，江兵是特別有思想的攝影。我聊完以后，他說，你將成為《東方時空》最優秀的編導張：對，這里只認才華，不大講其他的。我們做的那批人物幾乎囊括了11月12月份晚間黃金時段和周六周日，一下子奠定了我在整個欄目組的地位。然后我開始基本以做編導為主，在《東方之子》一待就是三年。盡管我的作品大家覺得非常不錯，但是我一次金獎沒有獲過，到95年的時候我開玩笑說，今年到年底我獲不了金獎我就離開《東方之子》。就這么著，到了《新聞調查》張：容量。因為我覺得做《東方之子》有很多技巧的東西，比如選題，人物的口才，跟人物關系特別大，八分鐘展不開，好多東西用不上，你的積累用不上。后來我想因為我來北京之前我在云南做的就是這個東西，每年一部兩部總是大的代表作出現，我覺得我肯定能用得上。后來跟時間談，時間特別痛苦，因為時間對我印象特別好，一向重用。正好96年1月2號跟他談的，他喝了酒，說今年怎么干。我說實在對不住，我要走了，大片那里更是我的向往所在，我說在《東方之子》待了三年多謝你的關照，他一下震驚了記者：你在《東方之子》那幾年，應該算是個新的歷練和事業鋪墊吧？那時有什么感覺？張：我感覺到整個中國的電視革命基本從《東方時空》開始的。當初來到《東方之子》欄目，最吃驚是他的提問和對方的回答方式，跟我以往接觸到的采訪完全不一樣，比如說采訪歐亞民，陸建華提的什么問題呢？——你是不是由于身體殘疾你自卑？你是要通過另外一種方式證明你自己？很刺激的提問，甚至開始讓我覺得不舒服，怎么對我們的英雄說這種話，多么不禮貌？這是當初的《東方時空》。所以我進了這個組以后，其中一個觀眾來信說，你們那么沒修養，讓這些名家難堪。到后來我知道《東方時空》倡導的是一種粉碎性采訪。時間說我們以往做宣傳，假話遍地，套話官話遍地，我們現在讓人說真話，真話靠你的問題刺激出來，我們要讓我們的受眾我們的嘉賓聽到真話講真話，我們要造就一代的觀眾，讓習慣聽真話的民族成熟起來，以后誰講假話，他們都會抗拒，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新鮮，我在云南做電視的時候沒有人跟我講這個東西。這么一種傳播真實的理念，這么一種自覺的追求，是從《東方之子》開始的。所以那個時候很多東西開始往這個方面探索。每個人是有尊嚴的，都不應該被神話，在我們攝像機的眼中，一個很普通的老百姓，一個很多光環的高官，他們是等值的，你不用崇拜他們，也不用蔑視他們。這種觀念的建立，對當時的中國影響很大，這是一種電視行為方面的東西，因為當初很多電視人是不適應這種的，但在《東方時空》被強化，就是要求有平民意識，就是要求你看待對象的時候必須取這么一種姿態。所以《東方時空》對中國電視的影響，與其說他是電視文化方面的，其實我覺得更是從創作一種嶄新的電視理念開始，從操作和電視行為開始，這個特別了不起我這三年基本上對這些東西一聽就喜歡，馬上在自己創作中加以實踐，在《東方之子》也有一系列代表作了，比如說我采訪狼牙山五壯士的時候，他還原歷史實說，當初我們跳下懸崖不是英勇就義，是為了求生，只有班長和另外一個他們跳下去就是為了不當俘虜，跳下去死了，另外兩個戰士我們是朝有樹的方向跳，我們要生存下去，有一個手抓不住又死了，他跟另外一個就活了下來。日本軍隊上來了以后，不是像我們電影描述那樣的，朝懸崖下打槍而是對天鳴槍，列隊敬意。還是摩爾莊園里的小花仙，這是歷史的真實。我把這個節目播出來，說明真實的東西是這么建構的。所以《東方時空》這幾年，他為我奠定一種作為一個電視新聞人，所應該有的一種基本立場。這個東西特別重要記者：你在《新聞調查》做編導期間，拍了一些有影響力的節目，哪些節目覺得滿意，哪些覺得遺憾？張：在云南的時候腦子更多想的是紀錄片，目標也很簡單，把紀錄片拍好，獲國際大獎是目標。但是在《東方時空》以后，新聞性扎實了，接受很多技法上理念上的熏陶，這些對我以后在調查做深度的報道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其實我并不喜歡新聞，覺得新聞是時過境遷的東西。我老喜歡做人性的東西，但是進《東方時空》才發現，新聞的力量，特別是真實新聞的力量，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所以《新聞調查》對我來說，我要利用這個平臺，利用我的智慧，利用我關注的選題，來促進中國的法制民主自由等等一些東西。這個訴求非常強烈。所以來到這個攝制組的第一個節目《西古縣村記事》，也是準備開播的節目，就是我們這種想法的一個載體我們為拍這個片子，在一個村里前前后后去了五六趟，呆了很長的時間，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呢？是一個農民要求民主選舉，撤換腐敗村長這么一個故事。農民從城里請來律師幫助自己實現這種愿望，當初接觸這些農民的時候，我們非常感慨，96年那個時候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試行的環境當中，但是農民已經知道用法律要求民主，那個時候說實話，偌大的中國有幾個人有民主意識？起碼我沒有。但是農民這么做，這讓我興奮不已，這個節目我們傾注心血來做，今天我們做村民選舉，民主選舉村長，以后我們做民主選舉鄉長，縣長，省長。參加這種革命性的記錄，特別興奮所以做這個節目整個攝制組投入非常大。企業宣傳片制作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因為也沒有藍本，也不知道怎么做這個大片，單純看了一下美國60分鐘的節目，知道是有出鏡記者，制定了雙機拍攝，必須有采訪記者出現，制片人跟我說，下去以后牢記著焦點的題材，生活空間式的拍攝方式，《東方之子》式的采訪這么幾處，我知道了，雙機拍攝，就是一臺拍主持人，一臺拍采訪對象，另外生活場面要把紀錄片的魅力應用到片子中，節目焦點不用說了，反腐敗的題材。帶著這種觀點投入《新聞調查》第一期節目創作，我的攝影師是從《焦點訪談》過來的，錄音師也是《焦點訪談》過來的，素質特別高，都是電影學院畢業的我們一開始是磨合，你水平怎么樣，我水平怎么樣，一開始誰瞧不上誰的感覺。王曉鵬、劉昶，都是高手，但是三天之后我們團結得像一個人似的，大家那種理念和主張，特別相似。然后這個節目我們拍得非常動情，也非常投入，后來拍完了以后，80多盤帶子，把我整個房間，我住的房間鋪滿。那種過程，現在想起來真是張：對，這個節目由于涉及到上訪，涉及到一些農村很尖銳的矛盾。當初河南還是河北有一個例子，節目要播出了，上訪的人成百上千的出現。另一個我們處理上也不是太成熟。領導當初有一句評價，說你們把記者和律師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任意鞭撻各級政府。罵得我們頭都暈了。我們沒想到一心想為農民請命，請出這么一個結果來記者：好象那里面有一個細節，現在還在爭議，影視視頻制作就是農民下跪的鏡頭現在回過頭看？張：當時沒覺得過，當時覺得震撼。我指過了并不是拍攝這場戲過了，但是我們處的環境來說試圖播出這樣的畫面，過了記者：理會你的意思。其他的，比如《生命》啊等等，好多，拍了那么多片子，你的理念和環境有哪些矛盾沖突？張：我在《新聞調查》播出的第一期節目是反對不良文化的，這是命題作文。當初做這個節目帶著一種情緒，你不說我新聞紀實，好像比較右，那好，我做一個左的節目給你看看，然后做了這個，我是總導演。我聽了以后，心里往下一沉，因為那個節目現在看下來，意識形態那種鞭撻太過了，盡管那些低級庸俗迷信的東西應該批判，但是我的潛詞造句大了，過了。當時帶著情緒做這個節目，我想讓你看看這樣的節目我也能做。這個節目播出以后，迎合了當初的政治氣氛，評價非常好，還獲了一個銀獎。這個節目完了以后，做得是一個講中國民族工業不善于保護自己商標遭遇侵權的問題，這個節目做得還行，是及格的東西，但不是什么優秀之作。年底報了一個題，這個題我比較喜歡，這個題有一種民生性，那時候《新聞調查》的選題受限制，要揭黑弄不了，就做主題，這個主題比較好，有很強的民生性，特別采訪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長，他說了一句話：公交優先實質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具體說就是強者讓弱者，富人讓窮人，官員讓百姓，這個話說完以后，我腦子一下建立起一種概念，這個片子主題就是這個東西，因為中國的改革從政治上說有一個比較大的脈絡，就是逐漸地強化執政為民的東西，在以往我們的歷史上不是這樣的。但是那個時候慢慢開始，關注執政為民這個問題。公交優先，公交上坐的著什么人？老百姓，底層的，讓公交優先就意味著小轎車少了一條道，小轎車坐的什么人呢？強勢，富人官員，所以我對這個片子充滿了強烈的創新的欲望。這個片子做得非常舒服，策劃也做得非常細拍攝的時候我們住在招待所，早上4點起床，坐了103路無數次。而且這個片子視覺上非常好，這得益于我對影像的高度重視，我對視聽語言，什么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