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紀錄片導演講述心路從去年開始，依靠朋友和家里的資助，已經拍了4年多紀錄片的徐童終于在燕郊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拍攝之余，可以在這做做剪輯和其他后期工作。燕郊是個神奇的地方，屬于河北，但能收到北京和天津的手機信號，而很多時候，廣告江湖詮真教的王重陽和周伯通！所有手機信號會一齊消失每周六下午4點半，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都會在北京文津國際酒店3層免費放映一部紀錄片。從2009年春開始，已經陸續放映了150多部。一個能容納100多人的多功能廳，觀眾多則滿座，一般維持在五六十人。也許，紀錄片能公開放映的機會不多，紀錄片導演也沒有商業片導演那么“忙”，所以大部分時候，導演本人也會親到放映現場與觀眾交流。徐童就是其中一位這些訪談匯集成了三冊《清影紀錄中國》，最近剛剛出版。據說，這是中國目前為止最大規模的獨立紀錄片展示和導演訪談。不管這樣的描述是否準確，書中收錄了45位導演的50余部作品，已經是一次為數不少的獨立紀錄片的集體亮相2009年4月25日，清影工作室第一次正式放映。起初的口號是“以影像關懷世界”，后來覺得“關懷”有些居高臨下，于是改為“以影像溫暖世界”，沿用至今。雷建軍，年紀不大但人稱“老雷”，擁有很多身份——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紀錄片導演、清影工作室“室長”，也是他主持了《清影紀錄中國》的編撰。他回憶道：“第一天放映的那個下午，我們擺好了從金五星（記者注：北京著名的批發市場）買來的小椅子，忐忑不安地等待那些即將到來的觀眾。” 然后，雷建軍聽到了“馮艷講她被抓的故事，盛志民講搖滾和撒嬌的區別，張以慶講《幼兒園》之后無法再拍紀錄片的心情，徐童講東北的見聞，蔣樾講理想橫行的年代”。當然，這是一位大學老師略顯文藝的描述，真正的故事可能有另外一個版本徐童從2008年開始創作獨立紀錄片，《麥收》、《算命》、《老唐頭》是他的代表作“游民三部曲”，鏡頭都對準社會底層人群。書中收錄了他的《算命》，這是個并不美好的故事：歷百程是一個殘疾的“算命先生”——這不是個好職業，如果還算一個職業的話；而他的顧客們更不走運——為了改變“孤單命”請他幫忙改名的唐小雁，因為好賭而年年攢不下錢的煤礦工人，丈夫在監獄服刑的按摩房服務員……“我愿意把鏡頭對準正在發生的變化，一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物、一個變化無常的江湖、一些善惡摻雜的人性。”徐童說這套書的主編之一、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君健說：“我們在選擇放映什么片子時，會更偏好社會觀察類型的紀錄片，因為它能和當下的真實生活形成對話。也有一些其他題材，比如歷史、自然、環保、藝術等。影視視頻制作” 于是，奧斯卡大熱無一缺席 女性題材受偏愛也有孫曾田講述鄂倫春族人生活的《最后的山神》、金鐵木重現盛唐氣象的《大明宮》、馬莉記錄藏地佛教的《無鏡》，這些暫時跳出日常生活的紀錄片也在放映列表中什么是獨立紀錄片？梁君健解釋有兩個標準，一是制作方式，一般指非機構生產的紀錄片，二是內涵和感受，指具有獨立思考的精神氣質；而后者更為重要。所以，盡管《最后的山神》是“體制內”導演在“體制內”拍攝，還曾在央視播出，但仍然是一部具有獨立精神的獨立紀錄片在雷建軍看來，誕生于1990年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在1998年遭遇了比較大的起伏，因為從這一年開始，電視行業出現產業化改革，收視率和盈利成為主旋律。之前很多人能在電視臺的體制下進行較為獨立的創作，比如孫曾田，但這在徹底的欄目化之后已經行不通；但與此同時，新的技術發展帶來了DV的流行，也使得個人拍攝紀錄片成為可能《無鏡》的導演馬莉是一位體重只有80多斤的南方姑娘，為了這部片子，她在青藏高原待了4個月。和她一起去的還有幾個男的，其中一個3天后跑了，并且從此在紀錄片行業里消失。后來，攝影師、助手都走了，只有馬莉還在焦瑞青在影片放映結束后采訪馬莉，馬莉告訴她，自己是如何叩開一位閉關了18年的僧人的門：“最初那位僧人不同意，但他沒想到一個女人能堅持這么久。為了理解僧人的生活，我像僧人們一樣去誦經、轉山。僧人被感動了，打開了閉關院的大門。” “馬莉寫過一條微博，講她對紀錄片中人物的態度，是我心疼他們。有時候與拍攝對象的溝通不需要言語，需要的是行動和態度，需要你對他們真正的關心。公司宣傳片拍攝”焦瑞青說，“很多導演都說，紀錄片拍到最后都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你以怎樣的態度對別人，別人也會怎樣對你。” 焦瑞青自己也拍紀錄片。拍攝《未名湖》時，她每天早上5點多就去北大未名湖邊待著。有個老人每天都會推著嬰兒車出來散步，嬰兒十分可愛。焦瑞青提出想拍，老人不同意。20多天之中，焦瑞青幾乎天天都能遇見他，并和他禮貌地打招呼。終于有一天，老人主動對她說：“可以拍，我覺得你是認真的。” 相比之下，徐童的拍攝故事可能更市井，也更粗糲。這位參加電影節時衣冠鮮亮的導演，經常出沒在城鄉交界地帶的出租房、污水橫流的逼仄街道、骯臟的公共廁所，以至于“很難分清這是片中人物的生活還是我自己的生活”?！端忝吩谖慕蚍庞硶r，梁君健問他是否還住在雜院，徐童答：“我還在雜院，但不是原來那個。底層的生活流動性很大，有時候由于鬧了矛盾，翻臉了，沒法處了，只能走人。” 拍《算命》時，徐童和歷百程老兩口一起住了一年多，而且一直交往到現在。因為他認為“拍攝關系就是人際關系?！恫桉R古道》的導演周衛平甚至說：“所有的榮譽都應該屬于被拍攝的對象，我只是一個忠實的記錄者。” 紀錄片沒有預設的目的性，每一部都是導演與人物的邂逅。焦瑞青在拍攝《扇鼓.樂》時，發現這種流行于太行山區的民間藝術，在當地人心中并不是什么瀕臨滅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是給日常生活帶來快樂的小玩意兒，她看到了“貧窮中的美好、辛苦的快樂”《麥收》還沒剪輯時，徐童就遇上了“算命先生”，并和他“一見如故”。第一次見面就拿起了機器拍他，也沒什么尷尬，徐童說“這是緣分”與獨立紀錄片對應的概念，是工業紀錄片，這類紀錄片需要考慮市場和營利，因此收視率很重要。而工業紀錄片要得到大眾的喜愛，題材不能太小眾，觀點也不能太犀利。這些紀錄片和商業電影一樣，往往會講述一個大團圓式的結局“相比之下，大多數獨立紀錄片更加關注觀點的表達。這是對紀錄片價值認識的差異。”梁君健說，“我當然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和喜歡我的片子，但前提是片子是我自己的充分表述。如果為了更多人喜歡而在拍攝和剪輯時改變我的初衷，我不會愿意。cosplay外景拍攝技巧，”梁君健認為，當大部分觀眾主要還是希望從熒屏上獲得消遣時，略嫌沉重的獨立紀錄片服務的，就是“剩下的那部分”徐童在堅持自己觀點的同時，對觀眾也十分重視。拍《算命》時，因為拍攝時間較長，而導演總想把故事說全，所以第一版的片長達183分鐘，后來想剪成100分鐘內，最后成片129分鐘。為什么？答案無關主題、思想、表現力，而是“觀眾”。“觀看紀錄片的方式多是集體觀看，人們的注意力集中時間有限。”徐童說，“紀錄片必須考慮觀眾。紀錄片是交流的途徑，如果僅僅拍給導演自己，那么對觀眾和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就沒什么幫助了。” 徐童說：“紀錄片有基本的功能，就是在不同的人群和階層之間建立一種聯系。游民是一個隱性的社會，他們的情感方式、心靈生活鮮為人知，但通過紀錄片可以讓人了解他們的生存狀態。有位觀眾在看完片子之后，直接站起來問我能不能給片中的人物捐點錢，這也算是紀錄片的影響力吧。只是，更多時候，這種影響力沒有那么立竿見影，需要一個過程。” 定期播放紀錄片的場所在北京并不多，除了文津，比較著名的就是百老匯電影中心的圖書館和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還有一些零星的酒吧、咖啡館、主題餐廳，和藝術電影的播放渠道相似，但更窄。其觀眾也是一個相對固定的小群體，就算在“豆瓣”這樣文藝青年扎堆的地方，組織看紀錄片也仍是個小眾活動不過，讓梁君健欣喜的是，清影工作室在文津放映時，影視視頻制作大部分觀眾不是學生，也不是圈子里的專業人士，而是來自各行業的普通人。“紀錄片也許并不需要顯赫的出路，像商業電影那樣獲得高度關注，只需要給希望了解中國現實的人提供一些文本和途徑，為這個時代保留一些記憶。” 梁君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