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閃的紅星拍攝始末會期拉的很長，足足開了將近半年，直到1973年3月座談會才結束。八一電影制片廠革委會主任彭波回到八一廠來不及喘一口氣，馬上召集故事片創作人員，琢磨領會江青的講話精神。煙霧繚繞之后，大家一致認為拍故事片可以從兒童片入手，因為這樣既可以響應首長的號召，又容易出新。大精神一定，大家分頭尋找創作題材。曾因拍攝《紅燈記》、《紅色娘子軍》等樣板戲而出名的攝影張冬涼，背負著八一廠主創人員的擔子，四處尋找創作素材。有一次，他回到家中，心里正琢磨著兒童故事片的事情。無意間，廣播評書的聲音在耳際飄過。他發現孩子們正在專注的聽廣播，就順便問了一句：“廣播的是什么？那么吸引你們。”孩子們扭了一下頭：“中央廣播電臺的小說連播《閃閃的紅星》，說的是兒童團員潘冬子的故事，可好聽了。”張冬涼眼睛不覺一亮：“兒童團員潘冬子！”他也俯下身子聽起了小說連播，果然很吸引人。張冬涼馬上找來小說仔細看了一遍，覺得很有改編電影的基礎，他便向廠革委會主任彭波作了匯報，建議拍成電影小說《閃閃的紅星》由濟南軍區創作部的李心田創作而成，他在1961年就創作過《兩個小八路》，駕御兒童題材也是輕車熟路。《閃閃的紅星》原名《戰斗的童年》，故事源于李心田的真實感受。李心田曾在南京軍區任部隊速成中學教員，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的兒子許光，政治部主任鮑先志的兒子鮑聲蘇，都曾跟隨李心田學文化。他們倆都是長征前留在家鄉，全國解放后才找到父親的，童年生活極富傳奇色彩。另外，江西根據地有位紅軍兒子千里尋父的故事也給李心田提供了創作素材。長征時，這名紅軍給家中留下一頂帽子，帽子里有他的名字。后來，紅軍的兒子拿著這頂帽子找到了他的父親。帽子上那顆紅星緊緊地吸引了李心田，他決定把這些紅軍后代的戰斗故事寫成小說歷時兩年多，1964年李心田完成小說《戰斗的童年》。故事描寫了年僅十歲的潘冬子一心想參加紅軍，這不僅因為冬子的爸爸就是一名光榮的紅軍戰士，更因為冬子發誓要為被敵人殘殺的媽媽報仇。懷著這個心愿，冬子巧妙地與敵人周旋，冒險為游擊隊送鹽、送信，并在殘酷的斗爭中逐漸成長為一名紅軍戰士。小說原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約定出版。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戰斗的童年》出版事宜被擱置下來。直到197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恢復出版業務，出版社重新向李心田約稿，他又從箱子底把《戰斗的童年》拿出來。人民文學出版社經過一番審查和論證，決定出版小說，但是出版社感到《戰斗的童年》做書名太流于一般化，要求改個名字。李心田苦想了兩天，最終把小說名字改為《閃閃的紅星》。書印出來不久，故事就流傳開來。接著，中央廣播電臺也連續廣播《閃閃的紅星》。很快，小說《閃閃的紅星》又被譯成英、日、法、越等文字彭波是個細心人，他拿著小說《閃閃的紅星》，埋頭琢磨了一下。《閃閃的紅星》出版于“文革”中，中央廣播電臺又連續轉播，看來政治上站的住；小說又是兒童題材，也符合江青的意思；同時《閃閃的紅星》是一部革命歷史題材的本子，說來拍攝革命軍事影片也是八一廠的拿手項目。經過一番論證，八一廠就正式向總政和中央文化組申報了選題出人意料的是上面審批得非常順利，1973年4月，文化組便正式向八一廠下派了“為兒童拍攝電影”的任務。八一廠迅速組建了《閃閃的紅星》電影劇本創作組，確定由陸柱國、王愿堅、王汝俊、曹欣、陳亞丁等人負責小說改編。陸柱國負責初稿寫作，此前他已經寫過《海鷹》、《戰火中的青春》、《雷鋒》等電影劇本，創作正處于旺盛期。加之，他又有贛南蘇區的生活經歷，對小說的背景比較熟悉，陸柱國的初稿很快寫就。接下來，以陸柱國初稿為底本，大家一章章、一節節反復推敲研究。最后，再由王愿堅潤色定稿。7月底，《閃閃的紅星》的電影劇本正式敲定下來電影劇本創作期間，彭波開始物色攝制組的主創人員。他把八一廠的名導演在腦海中過了一遍，覺得李俊導演最合適。其一，李俊早已從牛棚中解禁出來，現在可以進行創作了，政治上是可以打保票的；其二，李俊拍攝過《回民支隊》、《農奴》等優秀獻禮片，業務上是一流的。為了加強創作力量，彭波還在導演組里加進了因為拍攝《苦菜花》而出名的李昂。影片攝影，彭波自然想到了張冬涼，他為《閃閃的紅星》電影劇本費了很多心思，而且又是“樣板戲”的當紅攝影。同時還配備了年輕的攝影師蔡繼謂作為副攝影，他此前已經拍攝過《海鷹》、《槐樹莊》等影片。攝制組敲定下來，《閃閃的紅星》作為八一廠的第一部“文革”故事片便拉開了拍攝序幕《閃閃的紅星》攝制組剛成立的時候，張冬涼任組長。不久，張冬涼被江青指名擔任“樣板戲”《平原作戰》攝制組組長兼攝影，拍攝《閃閃的紅星》的重擔就全壓在了李俊導演身上。不久，李俊被任命為攝制組第一導演、組長、黨支部書記。李俊成了業務、行政、思想“三位一體”的核心人物。李俊雖是“三位一體”，卻懂得超脫的竅門，只抓“主要矛盾”，拿大主意，遇到組內不同派別的人打派仗發生糾紛時，更是置身事外，決不參與。李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分鏡頭劇本上。他將手中的權力盡量下放，行政方面由制片去落實，黨務交給支部的協理員去做，挑選演員的工作專門由幾個副導演負責《閃閃的紅星》的演員選拔工作確實費了不少周折，最先敲定下來的是除冬子、自媒體平臺此起彼伏，椿伢子之外的成年演員。扮演冬子父親的是八一廠演員劇團的趙汝平，他是廠里較為成熟的演員，曾在《烈火真金》、《碧空雄師》、《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風斗古城》等影片中有出色表現。更為重要的是，趙汝平曾經被江青評價過：“氣質不錯。”這樣，趙汝平算是政治業務雙保險，最先一路綠燈通過。冬子媽則由中央實驗話劇院演員鄭振瑤扮演，她演過多部話劇，表演細膩，善于刻畫人物心理活動，被譽為話劇舞臺上的“奇花”。《閃閃的紅星》是鄭振瑤第一次亮相銀幕，定型照一出來，大家一致叫好，因此，不做背景墻 奇瑞體育營銷妙植品牌，鄭振瑤也定下來。宋大爹由八一廠名角高寶成扮演，他以神似老農著稱。劇中另一個主要人物胡漢三非常搶手，廠內外來了好幾位競爭者。最后，攝制組決定讓他們在西山試鏡，然后送交總政領導去審查，由“上面”批準誰來演。經過篩選，最終領導和導演都認為劉江的條件比較優越——“更像這個壞人”。于是，劉江就變成了“胡漢三”當然，選演員最費功夫的還是尋找扮演冬子和椿伢子的演員。企業宣傳片制作李俊在精心構思導演臺本的同時，也非常關注少年演員的篩選工作。為了能夠選到滿意的少年演員，李俊把選拔和培訓冬子演員的任務交給演員出身的副導演師偉去做，并囑托隨時保持聯系。師瑋在“文革”前已經出名，她是少女型明星，主演過《兒女親事》、《一場風波》、《母親》、《秘密圖紙》等多部影片，選拔演員自然是行家里手。后來，李俊導演高度評價師偉，他常說：“兩個孩子的戲師偉是有功勞的。”師偉為了尋找兩個小演員幾乎跑遍了整個北京城，她每天拿著公共汽車月票在北京每個區的小學里轉悠。1973年的初夏，天已經變得出奇的熱，很多人都窩在家里避暑，不愿出門，但是師偉沒有打退堂鼓，依然頂著毒太陽到處打聽。師偉口渴了，也舍不得吃只冰棍，只是大口的喝著自己帶的涼開水。功夫不負有心人，師偉他們很快找到了椿伢子的扮演者。那是一個13歲的小學五年級學生，名字叫劉繼忠，馬上就上初中。孩子長的活潑可愛，憨厚樸實，非常符合椿伢子的氣質。李俊導演看后非常滿意，當即定下來扮演椿伢子的小演員定下來，潘冬子的演員卻依然沒有著落。師偉已經前后也看了近百位孩子的照片和錄像資料，但是都不滿意。對于冬子演員的選擇，攝制組極為苛刻，因為全片所有情節都要圍繞潘冬子展開。小演員是影片矛盾的中心、劇情的中心、表演的中心，他的氣質、形象、藝術感覺都直接影響著影片究竟能打多少分。導演安慰師瑋等人的同時，也囑托他們寧可選的慢一點，也一定選好，所謂慢工出細活。師偉這次想到一招：大面積撒網與重點突擊相結合，就是在自己帶領專職人員尋找的同時也廣泛發動身邊的朋友、親戚和同事幫助物色推薦合適的孩子。這樣下來，師偉等人大約過目了幾百個孩子，但是仍然沒有理想的人選“六.一”兒童節馬上來到，師偉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就到處觀看孩子們的節目演出。最后，師偉把目光鎖定在三四個孩子身上，其中兩個孩子師偉印象最深刻。一個是三年級小學生祝新運，長得濃眉大眼，機靈可愛；一個是二年級的洪劍濤，乖巧好動，招人喜歡。畢竟年齡有些小，洪劍濤見人有點膽小，怯生生的樣子。有的同事就開玩笑說：“洪劍濤這么膽小，見了胡漢三就嚇的沒法表演了，公司宣傳片拍攝還是祝新運更好。”師偉仍然有些拿不定注意，覺得洪劍濤這個孩子也很有天賦，將來有機會可以啟用不久，有個朋友也給師偉推薦說，她在北京電視臺播放的節目中看到一個孩子，特別精神可愛，讓人過目不忘。師偉趕忙找到那個孩子，巧的很，這個孩子就是師偉已經重點圈定的祝新運。祝新運是北京市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因為他1962年出生的時候正好趕上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召開，就取名新運。他在家中是老小，活潑好動，喜歡文藝，善于表演，還特別懂事，非常招人喜歡。師偉把祝新運帶到李俊面前，請導演最后拍板。祝新運到了八一廠，攝制組領導讓他表演一個節目。祝新運開口便朗誦了一首兒歌，題目叫《小蠟筆》。“小蠟筆，手中拿；小弟弟，會畫畫；紅的畫太陽，黃的畫葵花；棕的畫土地，綠的畫莊稼；畫出未來的新農民，建設我們的大中華！”祝新運邊朗誦，邊表演，惹得大家掌聲不斷李俊導演看后，口述史傳遞的深圳精神 是最好的公民教育讀本，影視視頻制作覺得這個孩子正是他心目中的冬子形象，便當場敲定下來。師偉還悄悄地把洪劍濤介紹給導演。李俊也是一個愛才之人，他表態：“將來有機會一定讓孩子上熒幕。是金子一定會發光的。”果然，三年之后，李俊在拍攝《南海長城》的時候，就讓洪劍濤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靚仔的童年。洪劍濤也應了李俊導演的預言，現在已成了當紅明星主要演員全部敲定下來，李俊導演卻沒有半點喜色，因為《閃閃的紅星》的電影分鏡頭劇本還沒有最終定稿。李俊向來有這個創作習慣，電影分鏡頭劇本不在攝制組形成統一意見，他絕不開機。這可急壞了革命委員會主任彭波，他找到李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李俊啊，讓你拍片，你不出發，老是在這里磨磨蹭蹭改劇本，這就叫不能相應黨的號召。一旦出發，在外面邊拍影片邊修改劇本，就說明咱們行動起來了。”李俊聽了也不敢大意，因為當時流行一個口號，“干好干不好是個能力問題，廣告拍攝策劃方案范文精選。干不干是個立場問題。”個人服從組織，李俊只好打破自己的創作習慣，帶著攝制組開赴外景地1973年9月，攝制組來到離江西景德鎮二十多公里的鵝湖。鵝湖屬于江西浮梁縣，這里有優美的山水田園風光和淳樸的民俗風情。唐代詩人王駕曾賦《社日》一首，描繪了美麗的鵝湖，“鵝湖山下稻糧肥，豕柵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李俊和攝影蔡繼謂為了能夠取到最好的景色，經常早出晚歸，不停地踩點選景。他們在青山綠水之間采擷到了許多美麗致極的景色，對于影片的意境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盡管后來第一次外景拍攝因為批判幾乎全部作廢，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優美的空鏡頭，通過這些鏡頭我們仍然看出李俊和蔡繼謂的心血和汗水鵝湖不但風景怡人，也是一處辯論之地。南宋年間，朱熹、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大學者常來此處進行學術交流辯論，史稱“鵝湖之會”。拍攝《閃閃的紅星》時也是爭論多多，因為導演臺本還沒有定下來，到了鵝湖，大家也是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語，爭論不休。“文革”期間盛行集體創作，“導演中心制”受到批判，李俊只好任由他們去辯論。來自業務上的爭論，李俊導演還沒有太在意，因為大家都是為了影片。一些莫名其妙的劇組派系斗爭，就使得李俊有些無可奈何。那些敢于跳出來鬧事的大部分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敢說敢干，牛的很。李俊盡管是“三位一體”的負責人，但是剛剛從牛棚里解放出來，所以也非常為難。有一次，攝制組為了降暑，制片買了些桔子，然后分到各組，最后再按人頭分到個人。突然，一個小伙子把桔子扔在地上，大叫：“怎么還來這套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消滅特權階級，憑什么給我小的。”這個小伙子還當面和李俊辯論，李俊強做笑臉：“大家都是革命群眾。桔子是按人頭分的，大小也差不多。沒有故意壓榨誰啊？要不，你的不夠吃，先把我的拿去吧。”李俊說著把自己的桔子拿出來，小伙子一看導演的桔子比自己的還小，只好悻悻地離開了祝新運開始演冬子的時候，并不是那么入戲。在拍冬子媽為掩護群眾撤退，被胡漢三率領的白狗子還鄉團燒死在草房中的一場重頭戲時，劇情要求冬子眼望熊熊烈火，強忍悲痛，流。